11月30日下午，四川攀枝花市务本乡村民邓钢明25岁的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，自杀身亡。12月3日，邓树超的遗体于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被渔民发现。邓钢明和妻子前去认尸，渔民索要1.8万元捞尸费，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。邓刚明家境困难，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眼睁睁看着儿子遗体浸泡在江中。12月6日下午，在民警的协调下，邓钢明付了5400元后，渔民将其儿子遗体打捞上岸。（《华西都市报》12月7日）

 

 

   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对“挟尸要价”不应止于道德谴责，但具体到攀枝花发生的这起事件，仍然让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。之前的“挟尸要价”，“要价”之前往往不见尸，打捞风险有多大、成本几何还是未知数。攀枝花市发生的这起“挟尸要价”事件，尤为恶劣之处在于，死者的遗体明明已经浮出水面，运到岸边对渔民而言只是举手之劳，而渔民们仍然索要高价。死者父母无钱付费，渔民就任由尸体在江中浸泡三天而无动于衷，这需要一颗多么坚硬的心脏啊。人心再被物化，也不能完全失去人性的温度。

 

 

    当然，指责渔民冷漠并非铲除“挟尸要价”这一怪胎的出路。我们看到了打捞者人性恶的一面，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种“讨价还价”的打捞模式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类似事件中，打捞者并无打捞义务，他们付出了辛劳，收取一定费用也有合理性，但将心比心，可以少收一点，不能漫天要价。我不认可这种说法，打捞尸体既无“政府定价”，也因打捞难度不同没有一个众所公认的“市场价”，因此很难说什么是“漫天要价”；你说对悲痛欲绝的死者家属开高价不厚道，他还说干打捞尸体这种“不吉利”的事多少钱都不愿意呢，所以收多少钱算合理是一个掰扯不清的问题。

 

 

    人们之所以觉得“挟尸要价”丑恶，是因为打捞尸体无论对逝者还是生者而言，都是一个庄严的生命仪式，它不能够被铜臭所玷污。因此钱这样的东西，根本就不该出现在捞尸现场。换言之，在文明社会，打捞尸体不能做成一门生意。此前有论者建议“打捞市场规范化”、“打捞价格政府指导”，但只要和钱沾边，无论怎么看，都是对人性的悖逆，对生命的亵渎。

 

 

    打捞遇难者遗体，这一生命仪式的组织者应是政府，而非民间。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人性化，一只猫狗遇险都可向政府机构求助，怎么一个人落水身亡反而没人过问？新闻中说，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，遇到类似情况可拨打119找消防求援，打捞遗体消防不会收费，但我很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。若消防真的可以免费施救，公安部门接警后为何不见消防出动，只是让民警协调将打捞费用降到5400元？可见当地并无制度性的公共救助措施。

 

 

    在欧美国家，许多城市都有政府专门设立的溺水事故救援队伍，此外，这些城市还活跃着许多民间水上救援团体，由政府提供救援资金和设备，并且还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和定期的应急演练，这种做法让“挟尸要价”变得完全没有必要。很显然，政府主导下的公益化打捞，缺的不是能力，而是理念。我们应当认识到，国家是公民的庇护所，向每个陷于危难的公民及时施与援手，让每个遇难者家庭不孤立无助，给他们以最大慰藉，是国家的责任所在。

 

 

    文明社会不应该容忍以遇难者遗体为筹码讨价还价的交易，不能允许为让亲人遗体运上岸，而在水边苦等三天的情景出现。政府承担起打捞尸体的公共责任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挽救整个社会的道德生命